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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300年简史

  • 2019-06-13 16:40:48
  • 来源:交大教育集团私募基金高级研修班
  • 编辑: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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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47年,伊凡雷帝登上俄罗斯沙皇宝座,伊凡登基后改大公称号为沙皇大帝,伊凡雷帝也就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先后征服了周边众多小公国,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俄罗斯,俄罗斯疆域面积迅速扩大。1574年,沙皇政...

1547年,伊凡雷帝登上俄罗斯沙皇宝座,伊凡登基后改大公称号为沙皇大帝,伊凡雷帝也就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先后征服了周边众多小公国,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俄罗斯,俄罗斯疆域面积迅速扩大。1574年,沙皇政府用重金收买了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脉,以武力征讨西伯利亚汗国,从此拉开了俄罗斯长达三百多年武力东扩的序幕。

1598年,日益衰落的末代蒙古汗王库楚姆被哥萨克骑兵击败而死,西伯利亚汗国灭亡,俄罗斯扫清了最后一个向东扩张的障碍。

1639年,沙俄军队到达太平洋西北岸。1649年,沙俄军队在鄂霍次克海边建起要塞,这也是整个西伯利亚从此划入俄罗斯版图的标志性事件。然后俄军转而向南推进。当时中国大清王朝的北疆凸出至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到达远东地区后转而南下,必然与清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这也是沙俄东扩中唯一的强悍对手。

1650年,俄国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了黑龙江(俄国称阿穆尔河)上游沿岸,当年年底深入中国东北境内赫哲人聚居的乌扎拉村。当地居民奋起抵抗,同时向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军分区司令)海色求援。


第一阶段:双方基本均势,清室昏庸,吃亏居多

1652年4月3日,海色率600清军在乌扎拉村与俄军决战,因海色轻敌,准备仓促,清军战败。这是历史上中俄政府层面的第一次交集,也是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战。尽管这次战争规模很小,历时很短,但具有标志性意义,中俄政府间至今三百多年跌宕起伏的关系史从此开始。

此战后俄军即主动后撤。俄国人认识到清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完全靠武力暂难有绝对胜算,应改变战略,走外交路线,从长计议,以期全面了解这个东方大帝国的国情,知己知彼,再制定下一步的对清政策。

1656年3月,俄国历史上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使节俄国商务官员巴依科夫率领俄国使团抵达北京,要求当面向顺治皇帝递交沙皇的亲笔国书。这个要求遭清政府拒绝,因为巴依科夫只是一个三级急使,又不愿按中国三叩九拜礼节觐见顺治帝,还坚拒由别人转交国书。双方为觐见礼仪问题竟在北京商讨争辩达半年之久,最终也未能妥协。清政府将巴依科夫带来的礼物全部退回,并要求其限时离京回国。

1676年5月5日,俄罗斯第二次派出的15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和前次一样,俄使团领队斯帕法里仍不愿按中国礼仪跪拜康熙帝,双方僵持一个月,最后通过一种能保全双方脸面的奇怪的间接方式向康熙帝递交了国书。俄国提出开放边境口岸同中国自由贸易的要求,但清政府对双方贸易不感兴趣,只要求俄军撤出所占土地,引渡叛清逆将根特木尔。双方所关心的事不在一个频道上,谈判无果而终。

1682年,康熙帝亲临东北巡视,听取郎谈、彭春等军官的建议,决心用武力摧毁深入中国境内且被俄军长期占据的雅克萨城。

1685年6月23日,清军对雅克萨城发起总攻。经过几天激战,俄军惨败而降。清军烧毁了雅克萨城,班师回到瑷珲城。

俄军听说清军撤走后,不久卷土重来,建起了更为坚固的雅克萨城,意图长期占据。1686年7月下旬,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打响。清军采用围而不攻战术,围困雅克萨5个多月,俄军死伤大半,首领托尔布津死于清军炮火。

此时俄国在西线正和土耳其交战,不希望东线和清朝同时交战。俄信使带来沙皇信息,要求谈判。这也符合康熙本意。中俄两国约定在尼布楚城展开一揽子谈判。

1688年8月,双方各自筹备了两年的中俄谈判在尼布楚城举行。谈判的焦点问题是贝加尔湖区周围及黑龙江上游流域领土的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俄方对此次谈判准备十分充分,对贝加尔湖周边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做了详尽的调查考察,并准备了四套应对方案。而清朝长期闭关自守,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罗斯以及欧洲的国情,缺乏国际谈判经验,对当地的地形地貌等也十分模糊,使清朝在谈判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谈判期间,又发生了准噶尔部蒙古人在噶尔丹带领下的叛清暴乱,清朝急于达成协议,腾出精力全力对付噶尔丹,做出了较多让步。1689年9月7日,中方代表索额图和俄方代表戈洛文正式签署了《尼布楚条约》。中方承认额尔古纳河以西包括贝加尔湖周边土地属于俄国,也就是认可了俄国几十年来对这片土地的蚕食。双方同意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时搁置。中国也不是一无所获,条约规定俄军撤出雅克萨周边地区,并承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中国的内河,其流域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贝加尔湖地区历史上曾是匈奴、柔然、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地盘。唐初,唐军远征漠北。公元662年,唐政府设燕然都护府,对贝加尔湖一带实施有效管辖,贝加尔湖第一次进入中国版图。但好景不长,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突厥东山再起,唐朝北部疆域又被压缩到阴山一带,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传世佳句大约作于八世纪二十年代是最好的证明。此后,贝加尔湖地区轮番成为回纥、黠嘎斯、契丹、蒙古人的地盘。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漠北及至贝加尔湖地区作为蒙古人的“嫁妆”自然而然成为中国领土。明灭元后,蒙古人被打回漠北,这份“嫁妆”也自然被蒙古人带走。至清代,贝加尔湖地区大部分蒙古人部落承认大清王朝的宗主国地位,但宗主国不等于有领土权。这块土地跟俄罗斯之间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国界,且路途遥远,土地广袤,交通不便,清政府无法长期重兵驻守,实际上处于一种谁(武力)占有谁就拥有的状态。至《尼布楚条约》签署前,俄军已经侵吞蚕食了贝加尔湖以及以东大片土地,前锋已经推进到黑龙江上游一带。俄国人在推进中,步步为营,建起许多定居点,威逼利诱,胁迫当地部落归顺俄罗斯。尼布楚城、色楞格城,以及深入到中国境内的雅克萨城,都是这段时间建起来的。该地区已被俄国实际占有。

《尼布楚条约》直到今天仍众说纷纭。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七子之歌》中有这样一段话:“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

所谓平等条约,即双方不受任何武力或其它因素胁迫,平等体现双方自我意识所签的条约。贝加尔湖地区被俄国侵占的大片土地很难说本来就属于中国,当时中俄军力处于均势,怪只怪明、清政府不像沙皇那样对土地扩张有如此强烈的爱好,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将这片土地武力占领。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不能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但清政府没有抓住这一百多年的大好时机励精图治,追上欧洲的脚步,而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因循守旧,闭关锁国,迅速被欧洲被俄罗斯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1667年,沙皇发布了《新商业条例》,积极鼓励进出口贸易,重商主义在俄国盛行。但因中俄边境战事不断,中俄贸易受到很大抑制。《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边境战事大为减少,边境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商人往返于中俄之间,中国成为俄罗斯皮革、毛皮的最大进口国,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也通过俄国商人的中转源源不断进入欧洲。中俄贸易成为“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来源。”

《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东段边境问题,但中俄中段边界(蒙古西北段)仍是悬案,且时有俄军入侵的报告传至京城,这成为康熙的心病,急于与俄罗斯确定中段边界。但俄罗斯更看重的是与中国的贸易,对清政府要求划界谈判并不重视。在清朝断绝互市交易的威胁下,1720年11月,俄国派出伊兹马伊洛夫率领的使团抵达北京。清政府以为是来谈中段边界的,因而热情接待,而沙皇给伊兹马伊洛夫的指示只是来谈扩大贸易的,根本没有商谈边界问题的授权。谈判不欢而散。

在清政府的多次催促下,1725年俄又派出以萨瓦率领的谈判使团前往北京,沙皇对其的指示是,要求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享受免税待遇,关于划界问题,必须报呈沙皇批准,方可谈判。萨瓦一行抵达伊尔库茨克后,仔细审阅了原有中俄边境地图,并对中段边界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踏勘,在当地呆了近五个月,绘制了更为精确的地图后才动身前往北京。可见俄国人严谨和认真的态度,只为了谈判桌上能获得主动。反观清朝,对边境线并未做详细了解,没有绘制精确的地图,做事粗疏,“大致”即可,注定了在谈判桌上处于劣势。

1726年11月,萨瓦一行抵达北京,至1727年3月,双方进行了30次会晤,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长时间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中方在扩大贸易和东正教引入中国等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才打开僵局。1727年4月1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6月,双方按约定到达恰克图,就划界问题实地踏勘,设立桩界。8月31日,中俄双方签订《布连斯奇条约》。1728年6月25日,中俄政府分别批准该条约,在恰克图签字换文,此即《恰克图条约》。

和《尼布楚条约》一样,《恰克图条约》也是在中俄双方完全平等不受任何武力胁迫的情况下所签署的平等条约。《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有过一段短暂的友好时光。

1730年1月25日,以托时为首的中国使团抵达莫斯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外交使团。欢迎仪式非常隆重,俄国四支军乐队高奏欢迎曲,鸣礼炮31响。中国使团三次被请进克里姆林宫,两次受到安娜女皇接见,托时将雍正帝带给安娜女皇的18箱珍贵礼物面呈女皇。女皇对中国皇帝的厚礼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求中国政府善待在中国的俄国商人和传教士,同时也邀请中国组织商团在俄国开设互市,扩大两国间贸易。但清政府对派出商团赴俄并不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前往伏尔加流域的蒙古人土尔扈特部慰问考察。

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进入中国。但因当时两国边境纠纷不断,第一届俄国传教士团在中国颇受束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在中国传播东正教,在北京建立东正教教堂。条约签订第二年,俄国第二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堂而皇之进入北京,并建起第一座东正教堂,名曰“奉献节教堂”。至1860年,俄国共向中国派出14届传教士团。但因语言难度太大以及宗教差异等诸多原因,东正教传教效果远不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信徒稀少。

这段时间,俄国涌现出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一些著名的中国古籍被译成俄文在俄国流传开来,俄籍图书也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

在文化交流增加的同时,两国贸易也飞速发展,有京师(北京)互市,库伦(乌兰巴托)互市,齐齐哈尔互市,最著名的是恰克图互市,中俄双方在国界两边各建了一个市场,俄国一边称为恰克图,中国一边称为买卖城。

可惜这段友好时光历时很短。

1755年8月,噶尔丹外孙阿睦尔撒纳起兵叛清。清军出兵围剿。1756年6月,阿睦尔撒纳兵败逃入俄国。清军在缴获的叛军辎重中,发现四封俄国边境长官给阿睦尔撒纳的纳降信。清政府立即要求俄方遵守《恰克图条约》关于互相引渡罪犯的条款,将阿睦尔撒纳交还中方。但俄方百般推脱,直到1758年初,俄方才将已故的阿睦尔撒纳遗体交给中方。此事给中俄关系蒙上阴影。1770年又发生了远居俄罗斯伏尔加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17万人冲破俄军的围追堵截徒步万余里回归中国的事件,中俄关系迅速降温,又进入了多事之秋。


第二阶段:中国处于弱势,俄国骄横,得寸进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政治腐败,国力衰微,人见人欺,重新勾起了几代沙皇深埋已久的夺取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宏伟”夙愿,沙俄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扩张机会。1848年,沙俄远东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穆拉维约夫出任远东西伯利亚总督一职。上任伊始即上奏沙皇,扬言:“必须占据阿穆尔河口和河口对面的萨哈林岛及阿穆尔河左岸。”这个战争狂人的建议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支持,沙皇十分直白地给予穆拉维约夫指示:“中国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战争叫嚣。

1850年7月,俄国军舰公然驶入黑龙江,8月非法占领了黑龙江河口的庙街,并建立了多个安置点,加紧向该地区移民。至1855年,黑龙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已被俄军实际控制。此时的清军正在忙于对付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民变,根本无力应付北方的俄军。1855年9月21日,清政府派富尼杨阿与穆拉维约夫交涉,穆拉维约夫公然要求以黑龙江为界河重新划定中俄边界,遭到富尼杨阿的断然拒绝,谈判中断。

中俄西段边境长期未定。俄军不断向东推进,哈萨克汗国的土地几乎被蚕食殆尽,十九世纪中期已到达喀尔巴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进入中国管辖的伊犁地区,这必然和驻守的清军发生冲突。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后退,俄军则以清政府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口岸贸易为要挟。经多次拒绝后,道光帝迫于俄军武力威胁,终于同意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处口岸。谈判中,俄方充分利用了清朝官员对国际贸易的愚昧无知,乘清朝日益衰落之机,以武力为后盾,把许多不平等规定加在清政府头上。双方于1851年8月6日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此条约虽不涉及土地,但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俄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以后整个中国近代史中俄之间的所有条约,全是不平等条约!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俄国政府抓住时机,于1858年1月召开专门会议密谋,决定乘人之危,采纳穆拉维约夫“继续向黑龙江移民,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清政府就范”的意见。会后,穆拉维约夫立即通知清政府:“如希望了结黑龙江问题,可以马上会谈。”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形势对清政府极为不利。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京畿告急。5月22日,穆拉维约夫在两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内与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穆拉维约夫提出:“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奕山回答:“两国边界已根据《尼布楚条约》议定遵行,百数十年从无更改。今若照尔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谈判桌上火药味甚浓,争论激烈。散会前穆拉维约夫将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并威胁说:“只有一天期限。”

这个草案的实质就是要撕毁中俄《尼布楚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第二次谈判,奕山将“条约草案”退给俄方代表。穆拉维约夫急不可耐,再次亲自出马,强迫奕山签字,并威胁说:“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当夜俄罗斯兵船鸣枪放炮,赤裸裸进行战争恫吓。在沙俄的武力胁迫下,奕山终于屈服,表示愿意以黑龙江为中俄界河,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两国共管,为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失去挽回了区区两年时间。但因奕山没有签约授权,要求将文本送至北京征得咸丰帝同意。穆拉维约夫恐生变故,坚决不允,逼迫奕山当场签字。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失去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因清政府没有赋予奕山签约的权力,清政府一直不承认《瑷珲条约》,并在事后对奕山予以处分。《瑷珲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将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特颁嘉奖,以表扬侵略“有功”的穆拉维约夫,擢升穆拉维约夫为步兵上将、阿穆尔斯基伯爵。

1859年,穆拉维约夫上书俄海军大将康斯坦丁亲王:“我们必须立即控制和中国共管地区”。同年4月24日,俄国向清政府递交早已起草好的《补续和约》8条,公然提出乌苏里江东岸应归俄罗斯。清政府予以拒绝。

1860年7月俄军悍然出兵占领了海参崴,并擅自将其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同时全面占领了北起黑龙江口、南至图们江口的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实际上完成了对《瑷珲条约》规定的中俄共管地区的武装占领,接下去就是逼迫清政府书面承认了。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亡承德。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䜣希望俄国能从中调停,俄方外交代表伊格纳切夫提出十分苛刻的交换条件,即必须承认《瑷珲条约》,承认乌苏里江以东土地归属俄国。面对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横冲直撞,面对俄国人的无耻敲诈,奕䜣束手无策,只能开门揖盗,饮鸩止渴。10月24日和25日,清政府分别和英法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俄国的所谓调停基本无用,没有任何实质改动,只是个别次要问题上有少许修改。

10月27日,俄方迫不及待抛出早已起草的《北京续增条约》15条,俄方所得利益远超英法,怕引起英法的妒忌,俄方要求秘密签约。奕䜣将俄方草案报送在承德避难的咸丰,咸丰无计可施,只能同意。11月14日,奕䜣和伊格纳切夫签下了《北京续增条约》,一般简称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戕害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俄国乘人之危,不损一兵一卒,公然抢走中国100余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包括《瑷珲条约》所失去的领土),使原本濒临太平洋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成为内陆省,中国领土被割占之大,空前未有,连后来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都惊呼:“以极便利而狡诈之手段,而获得如是肥沃之土地者,实为世所罕见。”《北京条约》还否定了中国西北地区与俄国已有定界的事实,从而为俄国紧接着强抢中国西北大片土地埋下伏笔。

1862年8月,根据《北京条约》,双方在塔尔巴哈台正式谈判两国西部国界划界。俄方拿出经仔细踏勘绘制的划界草案,遭奕䜣拒绝,因按俄方草案,中国将失去乌里雅苏台大片土地。谈判中断。俄军见谈判桌上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便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命令军队向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伊犁等地全线进军。此时清政府忙于对付国内太平天国民变,内外交困,根本无力对外,不得不以俄撤军为条件接收俄方的划界方案。

1864年10月7日,中俄双方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的划界地图上签字画押。该条约再一次对中国的领土主权造成严重戕害,将北起阿木哈山脉,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东至塔尔巴哈台、伊犁的44万平方公里原属中国的土地,划入俄国版图。

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民变。1866年伊犁被义军攻占。1867年,浩罕军官阿古伯乘乱攻入南疆坐大,并与英军勾结,引起俄国警惕。1869年,英俄在彼得堡谈判,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英提出南疆由英国控制,俄坚决反对。俄想拉拢阿古伯,使其成为俄国的附庸,由此控制南疆地区,而阿古伯希望成立独立的伊斯兰国,两者无法相容。俄担心阿古伯寻求与英国合作,决定入侵伊犁,控制阿古伯。1871年5月15日,俄军大举入侵伊犁。伊犁人民纷纷进行反抗,被俄军残酷镇压。清政府多次要求俄撤军,俄置若罔闻。

1876年7月,左宗棠率领清军打响收复伊犁之战。当年年底,清军收复天山以北。1877年5月,阿古伯政权瓦解。1878年初,清军收复喀什噶尔。至此,新疆除伊犁一隅外,侵华俄军被全部扫除。清政府要求俄军撤出伊犁,俄多次借故推诿拖延。

1878年12月31日,吏部右侍郎崇厚作为清政府全权大臣赴彼得堡就伊犁问题与俄国开展谈判。俄国提出撤出伊犁的交换条件,一是割让伊犁部分土地予俄国;二是赔偿占领伊犁期间的费用;三是享有在伊犁的商业特权。独断专行而又急于回国的崇厚自作主张,于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米亚俄皇里瓦几亚行宫擅自与俄政府签下《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鼎沸,同声拒绝,清政府在舆情压力下,决定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严惩误国罪臣崇厚,并派出大理寺少卿曾纪泽赴俄,主持改约谈判。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彼得堡。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长时间没有结果。俄外交大臣基尔斯通知曾纪泽,谈判中断,改派布策赴京与清政府再议。俄国此招意在利用清政府惧怕洋人进京的心理,迫使清政府让步。咸丰帝果然中招,随即电告曾纪泽:“如能在俄定约,可酌情相让。”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在《改订条约》(又称《伊犁条约》)上签字。该条约相比《里瓦几亚条约》,主权和领土丧失有一定的减少,但仍是一个割地、赔款、单向贸易的不平等条约。1882年3月,中国政府接管伊犁,终于使伊犁留在了中国版图内,但失去了伊犁西北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本是内地城市的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了中俄边境城市。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按《马关条约》规定,中国第一年即应向日本支付总赔偿款2亿两白银中的5千万两,若不能在三年内付清,要加年息5%。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千万两,只能设法向列强国家借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积极主张向中国借款,以此达到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1895年7月6日,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与四家俄国银行及三家法国银行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到一亿两白银,年息4%。该合同有如下附加条款:如不能如期归还,“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并可另商加保证之事”(这显然含有超出金融之外的政治条件之意);中国“允俄国不许他国干预中国财政的监督与行政之义务;”如中国给予他国此种权利,“要准俄国均沾。”这些条款使得《四厘借款合同》成为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19世纪末,日俄在中国东北及远东地区的矛盾有日益激化趋势,俄国筹划加强对中国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控制,直至吞并,以保证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优势地位。早在1893年,俄财政大臣维特即向沙皇政府建议:“将西伯利亚铁路延伸,穿过中国东北,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它将为俄国提供这样的机会:随时可以以最短的路程将俄国军队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到满洲,集中到黄海沿岸,集中到离中国首都最近的地方。这条铁路一旦完成,俄国在整个满洲的地位就会得到保证。”维特的建议,得到沙皇的重视。1895年5月开始,俄国四次派出勘测队非法进入中国东北勘察路线路况。

1896年5月,俄国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大典,俄政府指名邀请清政府重臣李鸿章出席。李鸿章抵俄后,受到俄方高规格隆重接待,尼古拉二世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联俄抗日成为清政府的既定政策,此次李鸿章赴俄希望能与俄秘密草签一个同盟条约,共同抵抗日本。而俄国希望和中国签订一个中东铁路筑路合同,双方各怀鬼胎,最后妥协,双方想要的在一个条约内一并解决。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和维特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因不对外公布,史称《中俄密约》),9月28日在北京互换生效。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旦日本进攻俄国远东领土或中国、朝鲜领土,双方将互相援助;在对日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中国一切港口对俄军舰开放;中国允许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东北至符拉迪沃斯托克。

1897年8月28日,中东铁路举行开工典礼,1903年7月13日,正式投入运营。铁路总长2489.2公里,虽称中俄合办,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中方董事长形同虚设,实权完全掌握在俄方副董事长和俄方总经理手中。

中东铁路的开通运营,对东北半个世纪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俄国为主的各列强国家在东北的投资大幅增加;为了维护铁路安全,俄国成立了荷枪实弹的护路军,成为变相驻军;大量俄国技术人员、商人、企业家、学者、神职人员进入东北,俄国侨民大幅增加,内地汉人也大量移民东北,东北人口暴增。据1912年统计,哈尔滨人口68549人,其中俄国侨民43091人,占了63.7%。1922年,哈尔滨俄侨达到最高峰的155402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东北各地市政管理机构以俄国人为主,东北殖民化加深。同时东北的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火车头。据1943年统计数字,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的90%,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三分之二。毋庸讳言,这其中有中东铁路的重要作用。

尽管俄国夺取了西太平洋沿岸港口海参崴,但俄国在西太平洋没有不冻港,限制了俄国舰队的机动性,俄国开始觊觎中国的旅顺和大连港。1897年11月,德国在俄国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将舰队开进胶州湾。蒙在鼓里的李鸿章立即向俄国求助,12月1日,俄国照会驻俄公使杨儒:“德事愿效力而难于措辞,或请中国指定港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12月14日,维特对李鸿章说:“俄国可以在任意选定的港湾建港口。”四天后,俄国的一支分舰队开进旅顺口。其实这一切都是俄德两国精心策划串谋的,已升任俄国外交大臣的侵略狂人穆拉维约夫早在11月23日即电告沙皇:“德国进入胶州湾是有利的,给了俄国取得一个不冻港的机会。”

1898年3月3日,俄国正式向中国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连接该港的中东铁路支线的要求,并限定在3月27日之前答复。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俄国派出40艘军舰在大连湾一带游弋,同时向李鸿章行贿50万两白银“说服太后同意在俄国的提案上签字。”俄国人先斩后奏、软硬兼施的手段获得成功,3月27日,李鸿章和巴甫洛夫在北京签署《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有两点:1、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25年,到期可展期,界内的防务及治理归俄国,中国不得驻军;2、中东铁路往旅大方向修建一支线,此支线经过地方,不得将铁路利益给予别国。

1899年8月16日,俄国公然违背租约,在旅大设置关东省,擅自任命总督,将旅大变成了殖民地,加上中东铁路所经之处沿线的一切权利,自此,俄国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5月28日,苏军出兵4000人赶赴大沽口,成为八国联军中人数仅次于日本的主力。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北,东北民众抗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借机派重兵全面占领东北,镇压民众反抗,实行殖民化统治。1900年5月,俄军17万兵力,从外贝加尔、海兰泡、伯力、双城子、旅顺和京津等地对东北形成合围。7月17日至21日,俄军将居住在被俄国割占的海兰泡的一万多中国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部驱赶入水深流急的黑龙江,许多人溺死黑龙江,不谙水性者不敢下水,则被刺刀刺死在河岸上。7000多中国人死于俄军的屠杀。7月22日,俄国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江口,与瑷珲城隔水相望,《瑷珲条约》规定:精奇里江江口“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由满洲国大臣管理,不得侵犯。”7月17日,俄军开始驱赶、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烧杀抢掠持续到21日。瑷珲副都统凤翔闻讯后,一面派水师渡江阻击俄军,一面调集船只接中国居民过江,从俄军虎口中救下不少居民。

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犯下的滔天罪行,史称“庚子俄难。”

从7月9日起,俄军分头入侵东北。10月6日,南北西三路俄军在沈阳会师,东北全境被俄军占领。

11月26日,俄军逼迫沈阳大将军增祺签署《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名为交地,实际内容没有一条提到俄军撤出,而规定了诸如“奉天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沈阳设俄总管一员”、“营口等处,由俄官暂为管理”等殖民统治意图十分明显的内容。

该章程签订后,俄国一直秘而不宣。但其内容被《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探知,1901年1月3日的《泰晤士报》登出了此消息,引起轩然大波。英法德日美等列强对俄国取得东北的特权极为不满。俄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愿意放弃该章程,重新谈判。3月11日,俄国抛出新方案11条,提出了比前章程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清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利益,而且要求其权益扩展到外蒙和新疆。俄方将此方案交于驻俄公使杨儒,威胁称:“不准更改一字,限15天签字。”奕劻、李鸿章电告杨儒:“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酌量画押。”杨儒顶住压力,拒不签字,直至死于寓所。其继任者胡唯德同样坚决拒签,谈判中断。

1901年9月7日,中国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俄国获得1.3亿两白银的赔款,占总赔款额的29%,列11国首位。俄国考虑到在如此巨大获利的情况下坚持军事占领东北必遭各列强的嫉恨和干涉,遂改变策略,改军事占领为经济控制,一面进行撤出东北的公开谈判,一面进行实质性经济特权的秘密谈判。没有不透风的墙,秘密谈判的消息马上被英美日等获悉,均公开表示了强烈反对。俄国想获得法德的支持,但未能如愿,不得不搁置秘密谈判。1902年4月8日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出东北,最迟在1903年10月8日完全撤出。但在第二期撤军之前,沙皇受国内高层部分好战分子的鼓动,突然决定推迟撤军,反而向远东地区增兵,这就必然与将远东政策定为基本国策,将满、蒙视为生命线的日本产生尖锐矛盾。

日本先礼后兵,首先向俄国提出谈判。双方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俄国阻止日本染指东北并限制日本在朝鲜的权利的态度非常坚决,决不让步。谈判桌上无法获得各自想要的东西,双方都在秘密进行着战争准备。

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宣战。10日,俄国向日本宣战。日俄战争打响,结果俄国战败。

1905年9月5日,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签署《朴茨茅斯条约》,该条约牵涉到中国的内容有两项:1、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租借权,以及租界内的公共营造物和财产均移让给日本;2、俄国将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以及铁路附属的权利财产和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

日俄两国以中国的权益作为媾和筹码,引起清政府的强烈不满。早在日俄谈判前,清政府就照会两国:“如有牵涉中国事件,未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但清政府国弱言微,日俄两国均未予理睬。

日俄战争后,两国均招致英法德美等国的不满,渐感孤立,反而促使日俄两国的妥协合作。1907年6、7月间,日俄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同,确定了两国在东北互不侵犯的势力范围,“南满”、“北满”的概念随之产生,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现行政治关系,日本也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日俄两国最终结成了军事同盟,约定“相互协作和合作,保卫彼此在远东的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

俄国想吞并外蒙古的想法由来已久,但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俄国暂时无法轻举妄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加紧控制外蒙地区,首先与日本签订密约,使日本承认将外蒙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其次加强对外蒙的经济渗透,控制外蒙的经济;第三,收买少数民族宗教上层,煽动民族分裂,挑拨外蒙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至20世纪初时,外蒙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已基本被俄国控制。

1911年七八月间,长期受到俄国恩惠的外蒙高层王公贵族,派遣杭达多尔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巴丹“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秘密前往俄国,请求沙皇帮助外蒙独立。俄国认为尚待时机,须择机行事,给了外蒙大量枪支弹药。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到俄国,朝野上下无不惊呼:大好时机来了。哲布尊巴丹在俄军的怂恿下,全副武装开进库伦(乌兰巴托),宣布外蒙脱离中国独立,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俄军押解出外蒙。外蒙的独立为俄国一手策划,这一点,俄国并不隐讳,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说:“蒙古之所以能独立,全靠俄国一国之力。”

外蒙独立激起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国际舆论的纷纷谴责。俄国毕竟心虚,主动寻求与中国谈判。1913年5月,中俄达成初步协议草案:“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允许外蒙有组织军队的专权,非蒙古人不准向外蒙移民,中国愿以和平方式在俄国调处下行使在外蒙的主权”。这个草案被中俄两国政府分别否决。俄国否决的理由是没有达到外蒙完全独立的目的。中国否决的理由是除了名义上外蒙属于中国外,主权尽丧。

1913年10月,中俄在北京重开谈判,袁世凯为了换取俄国的承认和援助,私下妥协。11月5日,双方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袁世凯政府承认外蒙自治,中国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不向外蒙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三方会谈,经过九个月的会晤和谈判,1915年6月签订《中俄蒙协约》。该协约除了重申《中俄声明文件》各项原则外,加上了“外蒙自治政府有权与其他国家订立有关工商事宜的条约和协定。”外蒙成为“实独名不独”的特殊地区。

俄国除了策动外蒙独立外,还积极插手内蒙事务,企图将内蒙变成第二个外蒙。辛亥革命后,内蒙呼伦贝尔蒙古王公,在俄国的武器援助下组织叛军,攻占了呼伦城、满洲里等地,并宣告成立隶属于库伦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无暇顾及内蒙事务,所谓的呼伦贝尔“独立”是俄国一手扶持起来的,没有了俄国的支持,即自行瓦解。


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搅局,中苏关系更趋复杂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沙皇政府倒台,外蒙当局失去了靠山。此时,苏联红军和西伯利亚白军激战至外蒙边境,外蒙感受到来自于苏联红军的威胁,只得求助于北京政府,形势迫使外蒙政府认识到撤销自治、依靠北京政府才是明智选择。1919年11月7日,外蒙政府向北京政府呈文,愿撤销自治,恢复旧制,废除所有与俄国已订条约。

1921年2月,逃亡中的白俄军官恩琴带领残部流窜至库伦,再立哲布尊巴丹为“大蒙帝国皇帝。”当年7月,苏联红军追剿恩琴攻入库伦。外蒙分裂势力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次由苏联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运动,可见策动蒙古独立的政策,无论是沙皇政府还是苏维埃政府,几十年来一脉相承,从未改变。北京政府理所当然绝不承认。

位于外蒙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外蒙的历史命运十分相似。1869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边界,属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有16.86万平方公里。1912年,唐努乌梁海上层贵族乘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势,宣布“受俄罗斯保护下的”独立。1914年,沙俄侵占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军队击溃盘踞在唐努乌梁海的白军。1921年,苏联红军以追剿白军为由占据唐努乌梁海。在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和策动下,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民国政府多次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并声明保留一切权利,苏方始终未予答复。1944年,图瓦共和国并入苏维埃联邦。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了《苏维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史称《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称:“凡从前俄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及他处以侵略手段而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关于中东铁路,宣言称:“苏愿将由沙俄政府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尽管这个宣言将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并未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对中国领土主权戕害最深的不平等条约,但还是让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兴奋不已,毕竟这是欧美列强中第一个公开宣称废除与中国所签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国家。1920年9月,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照会,史称《第二次对华宣言》,内容与《第一次对华宣言》大同小异,但明显比前一次有所后退。而接下去北京政府与苏俄的会晤以及正式建交谈判时,苏俄的立场大为改变,彻底推翻了自己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对无条件免除“庚子赔款”的承诺也做出了新的解释。

苏维埃建立初期前后两次的《对华宣言》确实有许多诡谲之处。以1991年苏共垮台为时间界限,前后出现过许多对此事的评论分析文章,观点迥异,明显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更让这段历史迷雾重重。

查阅了很多有关中俄关系的书籍和文章,感觉如下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初期,西伯利亚地区白军势力仍十分强大,苏维埃政权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围剿,特别是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新生政权内外交困。此时中国发生了史称“五四运动”的民众街头革命,列宁错误地认为中国将可能成为俄国的盟友,甚至发生苏联式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无可能,以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二来拉拢北洋政府,以解孤立之困。但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至二十年代初,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苏俄示好,在东方与日本达成了协议,日军从贝加尔湖地区全部撤出,苏俄的国际环境趋好。1924年1月列宁逝世,继任者继承了沙皇侵略好战的衣钵。事实证明,苏俄根本没有自愿放弃在远东利益的想法,只是逢场作戏的权宜之计而已。事实上,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苏俄充满“温情”的《宣言》几乎无动于衷,这里面有北洋政府须看各协约国脸色行事的成分,但确实也对这份《宣言》疑虑重重。北洋政府沉默到1920年4月7日才公开发声称:《宣言》“有煽动中国人民仇视协约国及反对政府之意义,不能认为乃友谊之举……。满洲本为我领土,列入放弃权利之利,尤难索解……。倘将来各国对于俄劳农政府正式承认之时,中国自当一致办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初几年,是中苏历史上少有的“蜜月”期,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孙中山受十月革命鼓舞,决心学习苏联,实行联俄政策,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列宁则寄望于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能在中国复制,进而把苏式革命推向全世界。1923年10月,苏应孙中山之邀,派鲍罗廷到达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1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明确指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鲍罗廷还帮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1月,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苏联资助了200万卢布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小组参加了军校的创建。1925年,苏联创建莫斯科中山大学,接纳了许多国共早期领导人。

列宁、孙中山相继去世后,中苏政府间关系迅速恶化。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不愿放弃在中国的不当利益,另一方面,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迥异,而苏联是中共意识形态之滥觞,国共分道扬镳必然在对苏关系上反映出来。

1927年1月,国民党发表对苏断交令。苏联驻南方各城市的外交人员陆续回国,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断绝。蒋介石1927年1月20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鲍尔(罗)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可见当时中苏矛盾已完全表面化。

1929年5月27日,国民政府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派人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将前来开会的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以及部分苏联企业负责人共39名苏方人员逮捕。两天后,封闭了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7月7日,张学良将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局长、副局长等总计200名苏方人员遣送回国,同时宣布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查封部分苏联企业,强行接管中东铁路。苏方提出抗议,中方未做答复。苏方做出报复,砸毁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领事馆,扣留中国船只10艘。双方曾在满洲里进行过交涉,但苏方坚持恢复中东铁路原状,中方强调应将中东铁路管理权归还中国。双方剑拔弩张,局势迅速恶化。8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对苏作战宣言。10月,中苏东段边境战争全面打响。11月中旬,东北军第17旅被苏军全歼,15旅被重创。11月20日,苏军攻占满洲里。12月3日,在多国斡旋下,中苏宣布停战,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谈判。12月22日,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主要内容有:双方军队撤至各自国境线以内,互释被捕人员,恢复被免职的苏方铁路工作人员职务,恢复各自领事馆。并商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专为解决中东铁路争端的会议。

由于双方会前沟通时表现出严重的分歧,会议一直拖到1930年10月11日才正式举行。双方争论激烈,无法达成共识。断续进行了二十多次会谈,直到1931年的下半年,仍无实质性进展。此时发生了“9.18”事变,中东铁路问题更加复杂,即使中苏达成协议也无法实施,谈判被无限期搁置。

中东路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苏联公开支持中共的因素,有日本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无理控制,践踏中国主权,不顾中国利益,比如:按协议规定,铁路各级人员两国平均任用,但全路2780名职工中,中国人只有400人,且大都为下层职员;按规定,铁路收入分别存入中苏双方银行,但苏方利用财务人员全部由苏方担任的便利,将利润全部打入苏联银行。如1925年,铁路盈利1682.3万卢布,全部被苏联占为己有,中方一分未得。

蒋介石在1929年7月10日和18日日记中写道:“今日王(宠惠)外长来,决定对日俄两国外交方针,决定收回中东路以防止苏俄赤化也。”“如其用兵,则必以全力赴之,内政或易解决也。”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意识形态问题和主权问题搅合在一起,在中东路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蒋甚至企望通过击败苏军而解决“内政问题”。蒋所说的“内政问题”,显然是指中共问题。

9.18事变后,苏联既担心日本侵犯自身利益,又不想和中国交恶,以自身利益为重,虚与委蛇,首鼠两端,一面向日本示好,表示保持所谓的中立,一面和中国谈判,要求恢复中苏外交关系。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苏联在伪满洲国保留了领事馆,同意伪满洲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领事馆,同意与伪满洲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给予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正如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人所说:“唯有苏联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1932年12月,中苏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日本占领东北后,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提出收购中东铁路的建议,苏联感到中东铁路处处受日本掣肘,已无利可图,日本提出要收购,正中下怀,双方立即进行谈判。此事涉及中国主权,中国政府于1933年5月9日发表声明称:“中东铁路为中苏共有,非经中国同意,单方面处理无效。”苏联对此置之不理。苏方最初报价为6.25亿日元,而日本只愿意出5000万日元。经长时间讨价还价,1935年3月11日,苏日签订转让协议,以1.4亿日元成交,中东铁路自此转到日本手下,改称北满铁路。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拿中国主权做交易,将中东铁路以如此低价转售于日本,反映出苏联讨好日本,损害中国的隐秘而肮脏的用心。

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抗战初期,英美法等强国实行“严守中立不介入”政策,而苏联考虑到日本在东北亚坐大,严重威胁其远东地区安全,表现出强烈抗议的姿态。《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面对日本的进逼,欧美列强的中立,蒋介石决定和苏联结盟,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孙科、陈立夫、王宠惠等多次约见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和苏联签订一份互助条约,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和贷款。但苏联不愿将战火引向自身,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愿签互助条约。苏方认为,互助条约有明显针对日本的意图,甚至意味着对日宣战。1937年8月27日,中苏签订有效期为五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附有一项口头约定:在条约有效期内,苏联承诺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立即赴莫斯科向苏联求援。中国抗战头两年,苏联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援,中国政府从苏联获得贷款1.73亿美元,同时期中国从美国只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而美国贷款给日本却达1.25亿美元。苏联支持中国飞机882架,以及一大批坦克、大炮、机枪等,苏联派出军事顾问140人,700名志愿飞行员,其中200人在中国牺牲。1939年以后,苏德关系紧张,苏联西线战事一触即发,苏联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物质支持,自此,中国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美国。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为了避免自己腹背受敌,不顾和中国所签的《中俄互不侵犯条约》仍在有效期内,和日本签订了有效期为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当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该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侵略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腾出了更多的军力投入到对华战争。该条约理所当然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激烈抨击,而延安的中共则表示赞同《苏日中立条约》。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世界反法西斯三巨头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小镇密会,签订了《雅尔塔协议》,斯大林同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但提出了十分苛刻的交换条件。美英从自身利益考虑,对斯大林的狮子大开口几乎照单全收,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中国承认蒙古独立;2、大连商业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必须保证;3、必须恢复旅顺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4、由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苏联的优越权益必须保证。

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述《雅尔塔协议》所制定的条款几乎原封不动地列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对“承认蒙古独立”加上了一条:须经蒙古全民公投。这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条约被废除,但蒙古从中国版图内抹去却已无可挽回。

根据《雅尔塔协议》,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军开进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苏联以微小的代价成为对日作战的战胜国之一,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中国东北一直驻扎到第二年的春天。在这段时间里,苏军大肆劫掠,几乎将日资和日满合资企业遗留的财产劫掠一空。根据战后中共方面内部统计,苏军掠走以及损毁的财产折合美金达到35.28亿元。

苏军在东北驻扎八个月左右时间,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苏军并未严格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定,支持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而是暗地里给了共产党军队占据东北地盘许多帮助和支持,使得日军撤出以后东北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甚至很可能影响到了国共内战的最终结果。

1948年,国共战争形势已发生实质转变,毛泽东预感到将掌握政权,急于获得苏联的承认和支持,委托周恩来转告斯大林,希望能访问苏联,商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及谋求苏联支持事宜,并通报了计划的行程安排。但苏联当时仍未与民国政府断交,斯大林对共产党是否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仍有怀疑,很可能还担心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毛是否会成为第二个铁托,还需要时日观察,婉言拒绝了毛访苏的请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的1949年10月2日,苏联认为中国的改朝换代已不可逆转,才正式电告迁往广州的民国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同日,葛罗米柯照会周恩来,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自此,中苏关系进入300年来最亲密时期,中国确立了对内对外政策全方位向苏联看齐的“一边倒”方针。“一边倒”一词出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一边倒,是孙中山40年经验和共产党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但这段亲密时光非常短暂,勉强十年,中苏即反目成仇。这是后话。

“一边倒”方针,把中国牢牢地捆绑在以苏联为首的战车上,与西方世界尖锐对立,限制了自己的国际活动空间。“一边倒”方针,不顾中国国情,不管苏联模式的优劣,一切向苏联看齐,使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了太多的弯路。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庞大的中国使团出访苏联。2月14日,中苏双方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区别于苏联五年前跟民国政府所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故加上了“互助”二字。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迟于1952年末,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结语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段时间,中俄(苏)关系基本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波诡云谲,反复无常,时间离我们不远,这一代人都曾亲历,记忆犹新,无需细述。


自1652年中俄政府发生第一次正面接触,至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历时整整三百年。回顾这段历史,中俄两国大部分时间呈敌对状态,且中国几乎都处于弱势、劣势,而呈敌对状态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苏俄觊觎中国领土、谋求在中国的不当或非法利益。恩格斯早在1853年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就指出:“俄国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这三百年里,没有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如此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苏俄除了杀害中国人之多不及日本外,对中国其戕害时间之长、割占土地之多远超过日本,更远超过其它列强国家。如果说《中英南京条约》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时代,而俄国则比其它列强国家更甚地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无力自拔。

日本有靖国神社,供奉着部分侵华战犯,这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梦魇,一旦有政界要人前往祭拜,必遭我外交部怒斥。我们几乎逮住机会就告诫日本:“日本应正确认识那段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得受害国家的谅解。”

对俄罗斯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类似的告诫?俄罗斯是不是更应该为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2006年,俄罗斯首次发行5000卢布面值纸币,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面值最大的纸币,纸币上那个登高望远、气势磅礴的人,正是那个用武力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瑷珲条约》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背景图案为原属中国领土的伯力的堤岸,纸币背面图案为横跨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下游的大桥。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过严重罪行、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争狂人,能被当作民族英雄登上俄罗斯最大面值的纸币,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这段历史的态度。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纸币上出现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的头像,将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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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投资有风险,当您/贵单位进行投资时,可能获得投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风险,比如资金损失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您/贵单位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相关风险揭示书和投资协议、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等文件,充分认识投资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认真考虑可能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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